7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发挥消费拉动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基础性作用。今年上半年，我国最终消费对经济稳步的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7.2%，对经济稳步的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

  衡量经济高水平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看拉动经济稳步的增长的要素结构是不是合理。作为14亿多人口的经济大国，其经济稳步的增长在特定阶段可以依赖投资，但长期经济稳步的增长应该建立在自身扩大消费的基础上。随着消费复苏和消费结构升级，消费潜力逐步释放，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主拉动力的趋势正日益稳定。

  消费是增长的动力，更是增长的目的。从理论上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增长源泉是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的命题。事实上，在给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消费需求规模越大，其市场空间就越大，就可以容纳更多的分工、更多的创新，以及更多的投资。可以说，消费需求不仅决定着一个经济体中长期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且决定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从经济发展规律看，我国改革开放45年来三大需求结构变化趋势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们国家的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消费对经济稳步的增长的拉动作用日益突出。无论是消费率，还是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稳步的增长的贡献率都开始进入上升期。例如，我国消费率从2010年的49.3%上升至2019年的55.8%，相反投资率开始下降；过去10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50.4%。这意味着进入新发展阶段，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一个客观趋势。

  从发展阶段看，一个经济体经过前工业化、工业化、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呈现“U型”曲线趋势。随着我们国家新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居民消费结构呈现优化升级的趋势，城乡居民的服务消费需求快速提升。2013年至2019年，我国居民年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由39.7%提升至45.9%，尽管2020年至2022年这一趋势有所下降，但随着各类服务消费场景恢复，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同比增长12.7%，明显快于全部消费支出增速。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

  一方面，经济增长由投资为主拉动向消费为主拉动转变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当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速增长阶段，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与之相对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例如，日本在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40%左右下降至18.9%。投资效率下降、投资空间不足使得投资难以继续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另一方面，投资与消费失衡的结构性矛盾是我们国家的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当前，我国部分物质消费领域产能过剩与服务消费领域供给不足并存，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衡，投资结构与消费结构不匹配。从2020年之前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动趋势角度看，1978年至2019年我国投资率总体呈现上升趋势，1982年处于历史最低点，仅为31.9%；2010年上升到历史最高点，为47%，上升幅度达到近15个百分点；到2019年，投资率仍然保持在43.1%的高位。

  与投资率不断上升相比，我国最终消费率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例如，1983年消费率处于历史最高点，达到67.3%；2010年降到历史最低点，只有49.3%。居民消费率由1978年的48.8%下降到2010年的历史低位34.6%，直到2011年和2012年才开始出现0.6个百分点的回升。2019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与居民消费率分别为55.4%和38.8%，仅回升到2004年至2005年的水平。不难看出，我国消费率也呈现出“U型”曲线变化。从实际情况看，消费率呈现“U型”曲线的走势，与我国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相关。例如，2000年至2010年是我国工业化的重要阶段，工业投资持续加大；同时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市场规模显著增长，刺激投资的快速提升。到2010年后，在同等市场规模下，大量投资趋于饱和，投资率逐步下降，消费率逐步提升。到2012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45.5%，首次超过工业。这表明服务业开始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服务业的重点在消费。

  首先，投资是一个快变量，波动幅度相对较大。相比之下，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更具稳定性。从2001年至2019年我国的数据看，最终消费的波动最小，投资稍大，净出口的稳定性最低。这表明，消费率上升将提升GDP增长的稳定性。

  其次，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更可持续。在过去以投资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下，我国以工业领域投资为重点，在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产能过剩、生态环境等问题。与以投资为主不同，以消费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是以服务业为重点，发展方式更绿色、环保，更可持续。

  第三，经济增长依靠内需支撑，符合大国经济的一般规律。当前，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突出优势，充分发挥消费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目前，发达国家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般在70%至80%之间。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有10至15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然后有望稳定在70%左右。进一步看，我国正处在消费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期，消费的增长和结构升级，可以带动投资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形成消费与投资的良性互动。当前，稳定经济需要增加投资，但投资的增加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建立在投资效益提升的基础上，并以服务消费拉动投资，在产业创新的条件下，实现投资与消费两旺。

  未来几年，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一是要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和服务贸易发展，加大高质量的服务消费供给，促进服务消费快速发展；二是要扩大绿色消费、数字化消费等新型消费，进一步壮大消费新动能；三是要适当增加公共消费，释放消费潜力，激发市场活力；四是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培育更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五是要优化消费环境，保障消费安全，稳定居民消费预期。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稳步的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